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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7日，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日前为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独家撰文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助力欧洲和全球经济复苏，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发展。欧盟对中国的需要远大于中国对欧盟需要，但多年来，欧洲经济为美国所累，外交政策也受美国裹挟，独立自主性不断减弱，成为影响中欧关系的制约因素。

　　作者：亚尼斯·瓦鲁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希腊前财政部长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

　　随着12月7日，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人们很自然地希望通过官方声明与讲话，分析影响中欧关系和欧盟对华政策背后的深层推动力。但要理解这些力量的本质，还要追溯到1971年的8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再维持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固定汇率，标志着由美国自己一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欧盟现在的商业模式正是为了应对从固定汇率制度到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动荡过渡而形成的。中国的崛起及其与欧洲不断演变的关系，也需要放在同样的角度来审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欧洲货币与美元之间固定汇率制(即欧洲的美元化)能够稳定运行的前提，是美国对欧洲国家和日本保持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只要美国对欧洲保持净出口，那么注入欧洲的美元就最终将回流到美国。然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变成了一个净进口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持续性便难以维系。于是，美国秘密向欧洲和日本提出了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另一种模式——我称之为一场“黑暗交易”。这种“黑暗交易”很容易理解，美国在贸易逆差下，仍旧保持对欧洲和日本产品的高需求。作为回报，欧洲和日本自愿将利润投资于美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由此，美元成为了一种被美化了的“借据”，美国可以用它来购买欧洲和日本工厂生产的几乎所有东西，而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投资美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什么说这是一场“黑暗”的交易呢？因为它给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带来巨额财富，却永久性地压低了德国等欧洲净出口国的工资水平，还使欧洲其他地区陷入了缓慢的衰退，美国中心地带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萧条。

　　上世纪90年代，就在美国和欧盟陷入这种畸形的关系时，中国崛起了——它意外成为了美国主导的这场“黑暗交易”的受益者。这场“交易”如今已经发展成了这样：美国将整条生产线搬到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再出口到美国；美国人用美元购买这些产品，而中国人则把挣到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金融部门，例如购买美国债券。那么美国会利用这些储蓄做什么呢？它会把从欧洲、日本和中国获得的大部分利润投资于世界各地的新资本设备。简而言之，美国“回收”了别人的钱，并得到了很大一部分由此产生的利润和租金。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回收”机制在2008年彻底崩溃。在欧洲和亚洲每天向美国注入数十亿美元利润的支持下，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家们不断堆高不可持续的赌注——美其名曰“结构性金融衍生品”，最终赌注倒塌，引发了金融海啸。随着雷曼兄弟的最先爆雷，一块块恶性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拖垮了整个欧美银行体系。在那个时候，西方国家一边为大多数人实行紧缩政策，另一边通过疯狂印钞来救助金融业及其大企业客户。结果是金融市场大幅复苏，但生产性资本投资崩溃，因为大多数人买不起昂贵的新商品了。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工人阶级的萧条，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极右翼种族主义在欧美的兴起。

　　西方资本主义最终没有垮掉，要感谢两位“大救星”：第一要感谢它们央行的印钞机——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二就是要感谢中国。雷曼兄弟破产后，中国政府立即明智地增加了国内投资，用扩大内需弥补可能的外需损失。因此，中国没有受到西方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的大举投资也为美国和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以上历史背景有助于理解当前的中欧关系：欧盟需要中国远甚于中国需要欧盟，但欧盟对华关系受到美国的制约。须知欧盟本身的基础就有缺陷，这一缺陷早在2008年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席卷欧洲之前就业已存在：欧盟与美国不同，美国拥有一个统辖全国的财政部、完全统一的银行体系，以及国家总体投资计划——当然，其中包括庞大的军工复合体的巨额预算；但欧盟什么都没有。结果是，2008年之后，以希腊为开端，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进而导致其投资水平降至本就不高的美国以下，更不要说跟中国比了。欧洲民众也过上了“苦日子”。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5年，我们来看结果。2008年，欧洲的国民总收入比美国高出10%；到2022年，美国反比欧洲高出26%。而且，欧洲人不仅总体上更“穷”，人均收入也比美国少了。更糟糕的是，自2009年以来，欧洲国家未能像中国或美国那样大力投资于未来技术，如电池、太阳能、微芯片和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对云计算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赋能其科技巨擘和数字金融转型，但欧洲却没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虽然目前仍属于富裕经济体，但已经在走下坡路。中国的科技巨头和数字支付系统的大规模增长，威胁到了以美元为基础的传统全球支付体系，因此美国意欲对中国发动新冷战，但却把欧洲也拖入其中。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在欧洲原有的南北分歧基础上又增加了东西分歧，并极大地推高了欧洲的能源成本，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独立自主，使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更难摆脱美国意志。总之，当欧洲领导人参加本届中欧领导人会晤时，他们选择立场的自由度将比以往少得多。欧洲已今非昔比，如果中欧关系受到制约，对双方人民都没有好处。

　　责编：宋平 栾瑞英

　　实习生金奕伶、何佳亦有贡献 【编辑:曹子健】

　　中新网广州12月9日电 (记者 孙秋霞)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广东税务部门在“税路通·粤通四海”服务品牌下，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跨境税收专业服务体系，助力企业加速出海。

图为南沙区税务局工作人员送税费优惠政策上门。岳瑞轩 摄

　　日前，记者走进东莞市的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快意电梯’)，看到整齐的机械手臂正在全自动生产线上进行着一道道工序，同时一条自动人行道正在接受工作人员的检验，准备送上货轮。

　　这家成立于1987年的东莞本土企业，曾参与中印尼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雅万高铁”，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南美、非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企业开拓境外市场，往往忽略对税收问题的调研，走出去后易出现“水土不服”。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处处长刘丽介绍，广东税务部门不断优化跨境税收征管，为“走出去”企业及时解决境外税收争议，提供跨境税收风险防范与应对具体指引。

　　“税务部门推出的‘税路通’系列服务举措，能帮助我们提前预判面临的税务问题和税收风险，让我们‘走出去’更省心。”快意电梯财务总监霍海华介绍，今年该公司在东南亚和俄罗斯市场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海外订单量大幅增长。

　　专注于新能源行业的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博力威”)2010年在东莞成立，多年来深耕轻型锂电池细分赛道，目前完成了对欧洲市场布局，在比利时成立博力威欧洲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占有率。

　　“东莞税务人员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了解发现博力威业务范围拓展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时，主动整理并送上比利时等国家相关税收政策指南。”博力威财务总监谢齐雷说。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转变的机制背后是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平台和精细服务举措。东莞税务部门主动运用税收大数据精准靶向定位“走出去”企业，建立健全“政策找人”机制，向企业精准推送境外投资的相关税费政策信息，实现“一企一策”的辅导跟踪机制。

　　在广州南沙，一批央企在这里设立综合型总部和国际业务总部。2018年，中铁隧道局集团全国总部搬迁至南沙，积极响应“走出去”，海外足迹遍布欧美亚三大洲。中铁隧道局集团国际事业部总经理古宗华介绍：“我们先后开拓了以色列、格鲁吉亚、卡塔尔、新加坡等市场，我们带动了中国设备、中国物资、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输出，持续提升中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据了解，南沙税务成立“走出去引进来税收服务中心南沙分中心”，并开辟实体化“税务工作室”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境外税收法律政策宣传辅导、跨境便捷办税、涉税争议解决等一站式服务。

　　中铁隧道局集团财务部副部长胡周伟介绍，在进入瑞典市场时，由于项目方要求按瑞典方的格式提供税务相关证明作为投标的必要条件，但该证明与中国税务机关的证明格式并不吻合。联系税务部门后，工作人员在规定范围内确认相关事项，顺利提供了资料，为他们推开了瑞典市场的大门。

　　在“中国侨都”江门，依托“走出去”的华侨华人资源，江门税务将“侨”品牌特色深度融入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打造“税+侨”服务矩阵。通过与侨联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服务联动将华侨纳入服务对象，实现精准对接，加快推动侨务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完)